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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文化与城市个性

2007-10-01 10:29:00 来源:书摘 易中天  我有话说


易中天

为什么我们要讲城市文化?因为在我看来,文化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。有什么关系呢?这个问题如果1988年以前问我,我的答案是没关系。我是1978年以本科同等学力考入武汉大学读研究生的,1980年的时候,学校里发生了一件事,我们很多同学穿喇叭裤。那个时候喇叭裤被认为是问题青年的着装,学校认为我们的学校里怎么会有问题青年,他们在学校里面贴出一条大标语:“喇叭裤能吹响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号角吗?”我们的同学也很人性地作出了答辩,贴出一条小标语:“请问什么裤吹得响?”结论就是文化与发展是没有关系的,什么裤也吹不响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号角。

但是十年以后,我的观念就变了。十年光景,我发现最先富起来、最先发展起来的那个地方,就是最先穿喇叭裤、牛仔裤、T恤衫的地方,这个地方的名字叫广东。当时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从广东省广州市一条叫做“高第街”的街批发出去的。于是我就发现文化和发展其实是有关系的。

改革开放的头十年中央有一个精神,允许改革开放犯错误,不允许不改革、不开放。因此中央对于地方,尤其是对于东南沿海地区,在某种程度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。广东人看到的是闭着的那只眼睛;福建人看见的是睁开的那只眼睛;上海人在琢磨中央下一步会闭哪只眼睛;北京人在议论中央应该睁哪只眼睛,应该闭哪只眼睛。其结果是广东最先发展了起来,福建滞后,上海简直没变化,北京在不停地说话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?文化。民间有个段子,说北京人看所有的人都是地方上的,上海人看所有的人都是乡下人,广东人看所有的人都是北方人,我是湖南人,广东人竟然叫我“北佬”。北京人是中央的,一开口说话就说你们地方上不行。上海话里面外地人即等于乡下人,你在上海坐公交车,如果是站着的话,一定要背着行车方向,否则上海人就会说你外地人,公交车都不会坐。因为背向行车方向站才会让出空间来,而上海的公交车是很拥挤的,你不要霸占人家的地方。到了上海上交公车有人会理直气壮不让座,因为上海的公交车起点有两条队伍,一个是坐队,一个是站队。坐队先上一辆空车,掐着数上。站着的人保证让你上,但是你不能有座位;坐着的人既然花出了时间成本,凭什么让给你?

在北京就会有动员:请哪位同志,给那个大爷、抱小孩的让个座,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,只要站起来就行了。但是上海不会有人动员的。广东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,天高皇帝远,因为它长期和中原不来往,以至于到清代的时候,广东人还不会说官话。有一个故事说广东的官员到了北京,见了雍正皇帝送上了荔枝,说这个荔枝有核,结果说成“无”,雍正就一口咬下去了。所以才下命令说,不说官话,不得参加科举考试。后来成为一个什么结局呢?天不怕地不怕,就怕广东人说官话。这是说广东人的笑话。说一个广东人到北京去吃水饺,问服务员说水饺多少钱一碗,听进这个服务员的耳朵里就有“睡觉多少钱一晚”,于是服务员就骂他流氓,这个广东人听成了“六毛”,好便宜。在清代从康熙到雍正年间,往广东送一份文件,送到广东的标准时间是56天,如果特快专递,就是当时的八百里加急,也要用27天。你想27天多少事情可能会发生?又没电话,又没传真,又没e-mail,中央政府怎么控制这个地方?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而广东人看惯了闭眼,由此创造了一条经验,就是把中央的政策用好、用活、用足,怎么用好、用活、用足呢?也就是看见绿灯你就大胆地走,看见黄灯你就抢着走,看见红灯你就绕着走。这是从广东来的经验。而福建这个地方,打开地图你可以看见,地名不是有安字,就是有平字。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?说明了这个地方是老挨打的,在历史上总是被镇压的地方,习惯地看睁着的眼睛。

那么上海这个地方是什么?它是个工商业城市,上海人是喜欢算计的。他什么事情都要算一遍,上海人有一个口头禅是划算不划算,他们做出判断最简单的选择办法就是划算不划算。讲一个上海人的经典小事,就是上海人买牙膏,一个大支的,一个小支的,然后他会算算大支有多少克,小支有多少克。所以他总会琢磨下一步会睁哪只眼睛。

北京人是皇城之下,什么事情他都最先知道,知道以后他就会告诉别人。所以他就要聊天、侃大山。要了解北京,最便捷的办法,就是下了飞机打一出租车,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和司机聊。他是天上知一半,地上全知道。党的十六大以前我到北京。我刚坐下,人家就问:

“您来了?”

“出差。”

“干吗呀?”

“开会。”

“十六大?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我看也不像。知道开会的结果吗?”

我说咱不谈这个,行,说什么?萨达姆,他也知道。没有他不知道的。所以你去看“的士”,广州的的士司机是不聊天的,上海的的士司机也是不聊天的,但是会比广州的多聊一点,你一坐上,他跟你说的第一句话就是,请系上安全带,不系也可以,罚款你自己掏。北京的司机是肯定跟你聊天的,成都的的士司机不跟你聊,他把对讲机拿起来,跟别人聊。

我下面的问题是城市有个性吗?我讲一个笑话,有四个太空人,空投到中国,来到了四座城市。第一个太空人来到北京,马上就有北京居委会的事儿妈拿起电话来,说:公安局,天上掉下来一个特务。第二个太空人掉在上海,上海人看了以后挺高兴,这个东西好好玩,这个东西好好看,这个东西应该送到动物园去卖门票,一张票可以卖50块。第三个太空人掉到了广东,广东人说没有吃过这个东西,煲汤。第四个太空人掉在了成都,成都人说师兄,来来来“三缺一”,打麻将。

这个段子实际上告诉了我们这四座城市的性格。我们说城市,实际上城市是由两个概念合成的,这就是城和市。城是什么呢?城就是政治中心,它的特点是有墙和门。甚至城这个字的本意就是城墙。而北京一直是一个政治中心,是一个最典型的城。最当中的一圈叫紫禁城,是老百姓的俗称,学名叫“宫城”,紫禁城外面一圈是皇城,皇城再外面一圈是京城。京城又分内城和外城,外城是明代开始修的,后来由于经费不够,没有形成一个包围圈,在南端就结束了。京城九个门,所以清代北京的首都司令的官衔是九门提督。北京就是一圈一圈,一城一城的门。城里面还有很多的墙,比方说四合院,都是一圈一圈的。所以北京人的性格特征是“圈子意识”。对于北京来说重要的不在于你是不是北京人,而在于你是哪个圈的。比方说主持人就是影视圈的,像我就属于学术界的。一个圈和另一个圈是不发生关系的,圈子外的人是进不来的。所以到北京落脚生根最重要的,就是要进入一个圈子,如果你进入不了一个圈子,你就在那里飘着,叫“北飘”,现在这是一个约定俗成的用词,是北京这个城市的文化特征。

上海我称之为滩。上海有没有城?有,上海是中国建城最晚、拆城最早的一个城市。而且上海城的形状很奇怪,是圆的。在上海的人民路有一条路是环形的,那条路就是上海原来的旧址,没有边界,没有隔断。而且它一条路可以从东到西很长很长。在上海打的士要说两条路。我有一次在上海陪重庆来的人,他们要去泡酒吧,我说我带你们去,坐到的士车上我就说淮海中路衡山路,意思就是淮海中路和衡山路交界的地方。上海是一个铺摊子的做法,所以上海人的文化性格是“滩头意识”,就是一种个体意识,人与人之间是分得清清楚楚的,但是这不意味着他不热情。上海人最标准的口头禅,就是“关你什么事”。我今天穿了这件衣服了,你过来看,你说:你怎么穿这件衣服?上海人会说关你什么事。换成北京人会说方便、随意,能讲出很多。北京人的口头禅就是中央电视台曾经有个小品的题目“有事您说话”。为什么北京人是这样?因为他有能耐,什么都能弄来,他的圈子大。而且要注意,北京人在说这句话的时候,他只会在他的圈内说,绝不会在他的圈外说。而且你在北京如果对北京人不客气,问路都问不来。比如你见一老人,非常大声地跟人家说,那个地方怎么走?他不伺候,你得说大爷往哪儿走?他才能告诉你。

东北人最热情,热情到什么程度呢?他们没有第二人称。比方说他要问你,你家住哪儿?他不会这么问,他说咱家住哪儿?所以碰到东北人问咱爸身体好吗?那是问你爸爸。

到北京人家去做客,你说:“五点半了,告辞。”“别介,别介,咱们接着侃,就在我这儿吃饭,我锅都刷了。”到了八点半还没动静,你说八点半咱们还不吃饭,他说真吃啊你,你说锅不是刷了吗?他说我面还没买呢。

上海人则不一样,上海人会告诉你,五点半了,要吃晚饭,就在我们楼下有间卖生煎包的地方,又好又便宜,你自己吃去吧。但是上海人爱管闲事,我有一次在上海坐公交,我拿着地图看怎么转车。马上有一个上海人凑过来了,问你到哪里?我说我到哪里,上海人说你坐一个车,原地换某某路车就到你要去的地方了。讲完以后,前面一个上海人说不要听他的,说你坐这个车坐到某某站,过街就到了你那个地方。我说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?那个上海人说,他告诉你的没有座位,我告诉你的这个方案是有座位的,你前面的路还很长,没有座位是不好的呀。你不说他热情,为什么?上海人精明,做哪一件事情都要做精明的计算,他这时候在车上没得算,就帮你算,全当智力游戏了。

我到北京后,人家问我北京的感觉怎么样?我说八个字――气象非凡,诸多不便。没有一件事是方便的,我打一个车在立交桥上转个圈跳两次表,如果这时候手机没电了,想找个公用电话都找不到,至于他们吃的那些东西,真让全国人民都心疼。吃什么,酱黄瓜,就拿点黄瓜一蘸就行了,很简单。北京人还吃干方便面,加一个火腿肠就是一餐。虽然他的物质生活是那样的简单和粗糙,北京人过得有滋有味。北京的特点就是大气,他在处理日常事务、人际关系的时候,都做得非常的“大气”。比如上海挤公共汽车,你踩了人家的脚,上海人会骂“你眼睛瞎了”;成都妹子骂得嗲一点,“挤啥子,挤啥子,挤火葬场还要派个专轮子”;北京人怎么说呢?“别挤了别挤了,再挤就成相片了。”

那么广州呢?我对广州的定位是“市”,广州是最市场化的,在广州只要有钱,你能买到任何商品和服务;在广州任何商品和服务都要用钱买。有一种说法叫“食在广州”,还有一种说法叫“吃在成都”,这是两个概念。成都人所说的吃,是在家里吃完后,还要到外面吃点东西。而广州是任何吃的东西,你都能到街上去吃,完全市场化了。最典型的是早茶,成都人也吃早茶,老成都人一清早就出门去喝茶,而且成都的茶水也极其便宜,现在三块五块钱就能喝一碗茶,一把竹椅,一张竹几,点根烟,拿着报纸,却不吃东西。扬州人是喝完茶以后点上点东西,而广州人是名为吃茶,实为吃东西。所以人家嘲笑成都人喝茶喜欢摆谱,三块钱一碗茶喝到最后都白了还不走,把服务员叫来,服务员认为他要点点儿东西呢,而他向服务员要牙签。你再看广州的方言,比方说广州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拍拖,没有领到结婚证女孩就怀孕了,这个时候女方的家长就找到了男方,说你要“埋单”,这就是一种市场化的语言。广东人道谢怎么道,“唔该”,我帮助了你还说“唔该”,意思就是说我这么一点点小事不该麻烦你。没关系怎么回答?“湿湿碎”,就是湿柴火和碎银子的意思,意思就是我给你的帮助不值几个钱,全部市场化了。

成都这个城市我刚才讲过,一天24小时任何时候任何地点把你空投下去,你都能看到有人在打麻将。他家死人了,首先把麻将桌准备好。三鞠躬以后就去打麻将。成都地区所有的宾馆,房间稍微好一点,就会专门有一个麻将屋。要套房不是多个客厅,而是多个麻将屋。办丧事最奇怪的还有长沙,其他地方办丧事是放哀乐,长沙是放流行歌曲,大家走过来向遗体三鞠躬以后,收录机就打开了,“记住我的情,记住我的爱”,后来想想也对,人都死了,你别忘了我。这个唱得也挺合适,最后唱到“路旁的野花,你不要采”,这个时候吊丧的人要一起合唱“不采白不采”。这说明了长沙人的文化个性是非常开朗的。他们认为没有必要把这个事情弄得哭哭啼啼的,我们高高兴兴地送他走,让他高高兴兴上天堂,我们活得快快乐乐的,我们的亲人才能安息。

成都人吊唁的时候在打麻将,炒股的时候也在打麻将,做生意时你来买东西,他会把买东西的人叫来看牌,而他去拿商品。最让人想不通的是,他们到深圳来旅游,找一家酒店开一间房,立即开始打麻将,打上五天麻将以后立即坐飞机回去,这样,他就认为已经旅游了。为什么会这样呢?因为这个城市实在是天赋条件太好了。成都人找我说要做个城市名片,我说名片很现成,“上帝最宠爱的城市”。

你想想南京遭多少罪,一次一次的屠杀,一次一次的战乱,任何政权在南京建都都是短命运,南京专门培养亡国之军。所以我说南京最大的特色建设就是坟墓。

武汉是个多苦的城市,冬天冷得要命,夏天热得要命。上帝实在是不宠爱武汉,给它安排了这样一个地形,北边是汉水,到了夏天的时候南风吹不进来,到了冬天的时候北风往里灌。最糟糕的是冬天室内比室外冷,夏天室内比室外热。所以就造成了武汉人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。在没有空调也没有电扇的那个时代,武汉人都把竹床、竹椅搬到街上睡,男人就穿了一个大裤衩,女人就穿一个小背心。我都这样子出去见人,我还有什么畏惧的,所以武汉人的性格是直来直去。武汉人开始很难打交道,因为他说话很难听。但是你真跟他成了朋友,那个铁哥儿们是非常义气。武汉人管哥哥叫“拐子”,“拐子”是什么东西?就是拐棍,就是江湖老大的意思。说什么天上九头鸟,地下湖北佬。什么叫九头鸟?就是生命力顽强,九个头等你砍,等你砍到第九个的时候,他的第一颗头又长出来了。

成都则非常安逸,一无天灾二无人祸,沃野千里,四季如春。你拿一只筷子在成都插下去,就能长出一棵树来,整个土地肥得流油,而它又是一个盆地,周边是贫困的山区,丰富的物产无法流出成都,只能就地消费,因此物价低,周边贫困地区的山民要到成都来讨生活,因此劳务价低。物价又低劳务价又低,生活怎么会不滋润、不安逸呢?所以成都一位清洁工承包一个路段给他400块钱,他不会去弄,他会花200块钱请一个民工来干。那200块钱他拿去干什么呢?第一件事就是打点小麻将,成都麻将是没有东西南北风,可以玩得很快,不停地糊,不停地洗牌,输了一次就一毛钱。这叫小麻将。第二件事是吃点麻辣烫,一毛钱一串。节假日你还可以到成都郊区的农民家里去吃两餐饭,农民养的土鸡、土鸭,池塘里的活鱼,地里的新鲜蔬菜,农民自己磨的豆腐,给你很丰富地办两桌,你在那儿喝茶、打麻将、钓鱼、摆龙门阵,你知道多少钱?十块钱。如果大家一起去打八折。日子太好过了,所以他养成了一种洒脱的性格。几个成都人到上海去玩,看了外滩以后,要打一个的士去浦东。上海人好心地说,你从外滩打的士到浦东不划算,要好几十块钱,不如坐公交,通过隧道、摆渡过去。成都人则不在乎这点钱。因为他那里东西便宜。比如说一个人有100块钱,上海人花到50块的时候就不花了;成都人花到90块的时候会说还有10块钱,可以买100串麻辣烫,为什么不花?

城市的个性是由历史的、地理的、经济的各方面的原因决定的。在北方问路说东西南北,在南方问路说前后左右。因为北方城市都是方方正正,几乎所有的道路都是正东正西、正南正北,而南方是七拐八弯,只能说前后左右。

  北方人吃面,南方人吃米;南方人睡床,北方人睡炕;南方人坐船,北方人骑马;南方人唱曲,北方人唱歌,甚至打架都不一样,南方打架用拳头,北方打架用腿,叫南拳北腿;南方挤,用腿伸展不开,北方是一马平川,好汉打架跳出来一腿踢出去能踢出二里地!甚至男人和女人有暧昧关系,在南方叫有一手,在北方叫有一腿,这是地理的原因。

还有一个就是历史的原因。说到历史的原因就要说到深圳了。在我们今天来看,20世纪上半叶,开放的窗口是上海,20世纪下半叶开放的窗口就是深圳。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深圳已经成了改革开放的代名词。

深圳这个移民城市是自觉的的移民,所以深圳能够在短期内,聚集起来自五湖四海全国各地的各路英雄,到这里大显身手,由此造就了中国唯一一座没有方言的城市。深圳没有深圳话,它也是中国最年轻的城市。年轻的优点是什么?朝气蓬勃、充满生机活力、前途无量;缺点呢?积淀不够,没有多少本钱。因此我可以坦率地说,它也是脆弱的。那么它所需要的,就是当年上海的那种大开放和大气势。

  (摘自《名家论见》,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版,定价:35.00元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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